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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方舟:然而,很美

记录 yeahman 2个月前 (08-23) 125次浏览 0个评论 扫描二维码

生活和艺术,你只能选择一样生活。能否在做一个天才艺术家的同时,做一个幸福的人,我想是很难的。因为艺术家对于迎面而来的苦难,不能逃避和躲闪。

前段时间看了本关于爵士乐的书,叫做《然而,很美》,书里写了七位爵士乐大师的故事。书名来自书中的一段对话:“什么是布鲁斯?”“就像是一个家伙想着自己荒废的人生,想着自己怎么把一切都搞砸了。他希望能改变这一切,但又知道这不可能……充满受伤和痛苦,然而……”“然而什么?”“然而……很美,就像亲吻眼泪。”这些爵士乐大师的生活痛苦而混乱:酗酒、吸毒、自杀。他们写出哀愁的曲调,而音符自身也是感伤而脆弱的,围绕在音乐家周围,祈求和他多待一会儿。

看完这本书之后的第二天,我去采访一个摇滚歌手。他出道二十年,早期作品充满了彷徨和迷茫,被意识超前的乐迷和乐评人视为珍宝,可是叫好不叫座。他也患上忧郁症。我听了他在忧郁症期写出的音乐,关于虚无缥缈的明天、脆弱不堪的理想,还有对社会苍白的宣战。听每首歌,几乎都能看到他在一个又一个无眠的夜晚,咬着后槽牙写歌的场景。经过了痛苦的几年之后,他又出专辑,词的风格大变,关于“温暖”、“微笑”和“阳光”,卖得很好,歌也传唱大街小巷。

采访他之前,我听了他的最新专辑。制作精良旋律优美自不必说,时常有让人惊叹的段落。然而,我却不能被唤起半点同感。新专辑比此前的更正面,频繁出现的词是“喜悦”、“欢喜”、感激”、“恩赐”。他生命中所有的怀疑与痛苦,都被抽走了,取而代之的是温暖与阳光。从一个人类对于另外一个人类的感情上说,我欣然看到这种变化;但从一个听众对一个音乐家的要求上说,我发现自己再也无法和他产生共鸣,也无法被他打动。

我意识到一个多少令人有点惊悚的事实:“正能量”从来不是艺术创作的来源,痛苦与不完善的人格才是。作为一个采访者,对于采访对象,我发现自己身处某种矛盾和分裂之中,有种阴暗的、难以描述的心理:我既希望他幸福,又希望他不幸福——当然我深知,受众对于艺术创作者的任何要求都是粗暴而自私的。

过了几个月,我刚好去采访另外一个和他同时期出道的摇滚歌手,早年的音乐性感而颓废,歌颂和原谅生命里所有的荒诞。如今,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出专辑了。早年的音乐与那时候颓靡的生活方式有关,现在他已经顺利被一个女人收服,过上了幸福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。他感激早年出现在生命中的姑娘们,但是并不怀念。最后,采访变成一个失控的场面——我反复地、热切地、痛心疾首地说:“还是要搞创作啊。出专辑啊,搞创作啊。”他笑而不语。

这两个摇滚歌手有相似的地方:他们早年都有着极其敏锐的天分,捕捉普通人肉眼看不到的生命的痛苦,把痛苦转化为创作的力量。而当痛苦的浪潮越卷越高,淹没口鼻,他们选择自救,挣脱出来。

在最开始创作的时候,所有人几乎都被创作所带来的巨大热情和快乐所笼罩,说过“文学/艺术/音乐就是我的生活”这种话,但最后,当创作所带来的痛苦超过快乐,人们才修改自己:创作是可以抛弃的身外之物,生活才是生活。有少部分人依然执迷不悟,被苦难折磨而毫无自救意识。就像尼采所说的“Amor fati”(爱命运),他真心诚意地感激命运给他的任何一次希望或者猛击,因此,他在任何敌意中都感受到充实,感觉到一切苦难都是幸福。Amor fati,这句话最忠实的执行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,命运用贫困、欺骗、病痛,不放过任何一次给他打击的机会,然而他把这一切都转化为创作的优势。

痛苦并不是让艺术家更有灵感。更恰当的说法,是一位多产的艺术家,创造了自己的冲突与折磨。美国作家乔纳森·弗兰岑接受采访的时候说,他明知道如果放弃写作,他的婚姻就能够持续,他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就能够缓和,但是他不能放弃,只能选择延续生活的痛苦。生活和艺术,你只能选择一样生活。能否在做一个天才艺术家的同时,做一个幸福的人,我想是很难的。因为艺术家对于迎面而来的苦难,不能逃避和躲闪:你不人地狱,谁入地狱?

本文刊发于2014年3月1日《新周刊》第414期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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